billup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號容庵，漢族，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今項城市）袁張營村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軍領袖，對近代中國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現代化以及漢族傳統文化的恢復作出過重要貢獻，是中國警政、中國司法現代化的奠基人，對中華民國的成立起到關鍵作用。曾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和中華民國大總統等職。

袁世凱出身官宦家族，於清末投身行伍，後隨軍赴朝鮮參與平定壬午軍亂，又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指揮軍隊擊潰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國組建新軍，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新政，自道員、巡撫、總督累升，至入值軍機處，甚至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是大清帝國的直接終結者，他用和平手段勸使大清皇帝遜位，臨朝稱制的隆裕太后詔授袁世凱全權組建臨時政府，中華民國因而得以真正成立，並完整繼承晚清版圖。

當選為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後，袁世凱延續自己在前朝當政時的改革思想，發展民族實體經濟，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在贛寧之亂和廿一條事件後，伴隨著政局和社會亂象，質疑共和立憲的聲音甚囂塵上。相較於落伍的君主專制及在中國踉蹌而行的共和立憲，部分列強當時施行的君主立憲被認為對擁有千年君主歷史的中國地區更為有利，袁接受推戴後，著手建立年號為洪憲的中華帝國，但在日本及反袁勢力(蔡鍔、中華革命黨、梁啟超等)的摧挫中以失敗告終。袁於1916年6月6日逝世，葬於河南安陽洹水北岸袁林

billup

袁世凱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於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袁張營（今項城市千佛閣辦事處袁張營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的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劉氏是項城縣南頓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凱自幼過繼給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復隨堂叔袁保恆至燕京念書。1876年秋，赴陳州參加鄉試不中，年底與沈丘于氏結婚。1878年袁保恆去世，返回項城，移住陳州，與當時正在陳州授館的徐世昌結交，拜為金蘭。1879年秋，再次鄉試不中，遂棄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1882年，袁世凱23歲時，藩屬國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李昰應兵變奪權；親清廷的朝鮮事大黨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前往協助。吳長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要袁世凱將李昰應拘捕，李昰應被擄後，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駐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式陸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鮮分化為新舊兩派勢力。一派是以閔妃為首的外戚集團，另一派則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進派。以金玉均激進派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指揮軍隊擊退日本軍，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11]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開始，朝鮮政府先後向日本和歐美各國派遣使節，以對國際社會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規模的獨立外交活動，引起清政府不滿。[12]

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形勢緊張，朝鮮國王向清國借兵鎮壓，李鴻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軍開赴朝鮮。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相關條款，6月7日清廷將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清廷稱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鳥圭介率軍到達朝鮮京城。獲悉清廷出兵後，起義軍6月11日與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約》，朝鮮內亂有所緩和。6月12日大鳥圭介主動與袁世凱會晤，商談共同撤兵，但日本內部對此不滿，在沒有達到全部目的前拒絕撤兵，清日雙方對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襲擊，挑起豐島海戰，進而引爆清日甲午戰爭。

billup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場，袁世凱奉命隨軍撤退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凱負責督練新軍，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魯、蘇、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騎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軍，[14]袁世凱開始了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小站的練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為清末陸軍主力。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了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制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糧餉制度等內容的建軍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軍、淮軍的舊制。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14]袁世凱普魯士風格曲調的《大帥練兵歌》，後來逐漸演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5]小站練兵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加快了舊軍隊的淘汰速度，對中國地區軍隊的近代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戊戌變法因戊戌政變而失敗，對於1898年發生的戊戌政變，袁世凱是否向榮祿告密，存在不同說法。光緒帝重用的維新派人物寄望於袁世凱的新軍，9月18日（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訪法華寺，面勸袁世凱兵變，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頤和園，控制燕京政局。但忠於慈禧太后的榮祿曾有恩於袁世凱[c]，所以有觀點認為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回天津後將譚嗣同的想法告訴了保守派勢力榮祿（時任直隸總督），榮祿連夜趕到北京將情況告訴慈禧太后，慈禧發動政變，光緒帝遭軟禁。但這種觀點有許多破綻。

近代根據史料記載，戊戌時袁世凱傾向維新派，並未主動告密，[16]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全面掌握政權。假如袁世凱真有告密行為，那麼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慈禧的人，可謂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16]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在凌晨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凌晨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16]再者，根據清宮檔案《知會簿》軍機大臣命令軍機章京值班情況看，袁世凱回天津之前，保守派已經採取了行動，可見政變非袁世凱回天津主動報告引起。[17]其實，1898年6月11日後，慈禧就為發動政變做準備，包括一系列孤立、監視光緒皇帝的行為[d]。[18]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罪責為族滅的叛國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這只是脫身之舉。[16]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能否成功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七千人新軍戰力，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九萬人部隊。


光緒帝

billup

1901年袁世凱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及光緒皇帝的朱批

義和團在山東的排教行為，引起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德國藉口巨野教案，武裝侵占膠澳地區後引起連鎖反應，俄、英、法等競相效尤，紛紛爭占租借地。在此期間，袁世凱先後向山東巡撫張汝梅[19]、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20]、代理營務的徐世昌[21]出謀劃策，預籌戰備。袁世凱提出的建議促使清廷認識到山東局勢的嚴重性。1899年5月1日，榮祿命令袁世凱和聶士成各率所部，開往山東境內演習。袁世凱此行的目的，公開宣布的是「藉以彈壓匪類，保護教民」[22]，實則是遏制德軍。[23]
1901年袁世凱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及光緒皇帝的朱批

義和團興起于山東後，歷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並間接或直接地支持義和團，毓賢尤為顯著，既要防止德國等列強繼續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糾紛引起教案。列強入侵清國，嚴重影響治下中國人生計，導致反抗出現，進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強宣戰，進行擴張的出師之名。對此局勢，毓賢無力駕馭，只因懼怕洋人，所以煽動民眾鬧事。[24]這引起列強對他的不滿。1899年12月5日，美國公使康格徑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撤換毓賢，以平息山東民教糾紛，美國公使稱：「假如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可把天津操練得很好的軍隊調去協助」[25]，不點名的推薦袁世凱代替毓賢。此意見亦符合慈禧太后及榮祿罷免毓賢、任命袁世凱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凱被任命為署理山東巡撫。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發，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順利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間，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興辦學校、督辦新軍、發展實業、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後來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創辦的北洋軍醫學堂成為今天中華民國最高層級的軍醫學校國防醫學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區，是中國地區率先採用西方現代都市計畫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凱以小站練兵為基礎，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六鎮，後改稱為北洋陸軍重新編制，總兵額達7萬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凱在河間府舉行河間秋操，為中國地區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現代化正式野戰演習。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矚目。

1898年政治改革因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而未能推行。幾年後，立憲聲浪風生水起，慈禧太后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而領導這次政治改革的人正是掌握北洋大權的袁世凱。經過月余準備，由袁世凱主導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爐，因對滿清親貴不利，又遭反對。慈禧又改換其他大臣繼續制定方案，最終形成對滿人官員有利的方案。[26]1907年丁未黨爭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因而袁世凱與張之洞替補調入朝廷，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但同時也讓他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凱的運作下，中國地區第一支新式警察隊伍，及中國地區歷史上最早的近代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均正式成立於天津；同時，袁又下令直隸各州試驗地方選舉、地方自治和司法獨立。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升任攝政王後，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於是解除袁的職務，知道形勢不利，袁決定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在此期間，袁韜光養晦，隱居時仍關心政事。

billup

袁世凱軍裝照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軍陸軍第八鎮兵變，引爆武昌起義，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後相繼有多個省宣布獨立，支持反清；為取得交戰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勢力[e]均主張組建中央臨時政府。清國知道清國國內，僅有北洋軍可以抵抗叛軍，於是命陸軍大臣廕昌率軍南下鎮壓起義，但廕昌無力駕馭北洋軍。奕劻及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勢嚴重，一致主張起用袁世凱，英美等國公使也建議起用袁世凱，載灃見內外一致認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於10月14日任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派其南下壓制起義，袁世凱一面奏請清政府停止進攻，一面表達善意，讓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議和。[27]革命黨人、相繼獨立的各省、海外華僑則都希望袁世凱贊助共和，他們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對付清廷，有的發出推舉其擔任籌備中的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的邀請。[28]如10月27日，黎元洪勸袁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11月2日，倫敦和芝加哥華僑電報，稱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11月9日，革命黨人黃興以南方民軍司令名義親自致電袁世凱，將袁世凱與拿破崙和華盛頓做類比，表示若袁能直搗黃龍，南北各省都會聽命於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凱表示，只要袁「能來歸」，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就非袁莫屬。[28]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張紹曾等將領聯名向清廷施壓，請求朝廷儘快立憲，以政治變革回應南方獨立各省立憲派的訴求，史稱灤州兵諫。兵諫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國事犯（即政治犯），解除黨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滿人皇族內閣，11月3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資政院於11月8日推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從南方抵京組建組閣，11月16日以漢族人為主的袁世凱內閣名單公布[f]。11月26日，北洋軍一舉攻克漢陽，這樣既能給清政府內部主戰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談判。同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意調停戰事，願意促成袁世凱內閣與黎元洪停戰議和。在起義軍節節失利的情況下，黎元洪通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與袁世凱聯絡，有意停戰，並於11月30日達成停戰協議。[27]12月2日，《時報》發表袁世凱的政見，他呼籲各方以大局為重，滿漢兩族冰釋前嫌，主張清廷君主立憲，以避免國家分裂，他會與進步黨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憲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處置妥當。他說：
“
……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一種主民主共和，一種主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國情形紛擾，不過起於一二黨魁之議論，外人有不能知其詳者。故欲設立堅固政府，必當詢問其意見於多數國民，不當取決於少數。上所陳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見，學界、軍界、紳界、商界各發議論，若任其處處各為一小團體，則意見不能融洽，或且發生瓜分之禍矣。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行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余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若何地步，與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蓋余之作為，蓋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計也…

billup

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

在南方獨立各省為組建中央臨時政府召開的聯合會中，1911年12月2日《漢口會議》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12月4日的《上海會議》根據《漢口會議》的精神，決定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以虛位待袁，同時決定大總統職權暫由大元帥行使，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對。《南京會議》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讓黃興代職。[28]而黃興力辭不就，組建中央臨時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凱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體、清皇室善後、大總統的確立等問題展開討論，南北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相關議題，根據當時的形勢，袁世凱無疑將當選民國首任總統。這樣的結果是同盟會不願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並選出孫中山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12月31出版的《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參加這次選舉的代表屬非法代表。[30]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解釋原因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27]

1912年1月11日，北洋軍全體將領通電清政府，稱軍情緊急，請求王公大臣捐獻私財，毀家紓難，共濟時艱。這其實是袁世凱壓制清室主戰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凱指使奕匡在宮廷會議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國政府優待清室條例。1月16日袁世凱親自上奏隆裕太后，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號，享受歲費。在當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凱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世凱後來稱病休息，但繼續讓他的親信代他逼宮。[31]1月18日，孫中山以提出《五條要約》[g]的方式向袁世凱攤牌，企圖做實南京臨時政府。[27]經過反覆修改又於1月22日以公諸報端的方式將幕後談判全部曝光，勢同最後通牒，這不但令袁世凱極其尷尬和不滿，也讓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盡失顏面。[27]袁世凱以孫中山提出的條件與南北雙方協商的內容不一致為由拒絕接受，袁世凱認為，如果清帝退位後各國不能及時承認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又不能統一中國，中國便成無政府狀態，這樣就無法維持秩序，對付外人。如果孫中山一定堅持己見，他不得不作廢先前談妥之事。期間，孫中山還以出讓中國利益的方式企圖向日本借款，以籌備與袁決戰，但未能如願。[27]袁為少生枝節，屢屢向孫妥協，同意同盟會多人進入總長之列，同盟會最終如願以償。[27]最終在袁世凱親信的繼續逼宮下，隆裕太后於2月12日頒降懿旨，接受優待條件，幼帝溥儀退位，清朝把政權交給袁世凱，讓他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清朝統治宣告終止。她在《宣統帝退位詔書》中說：
“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將領，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billup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就職臨時大總統

在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凱通電共和，根據南方獨立各省及部分革命黨人自始至終的意願，孫中山提出辭職咨文，準備將總統一職還位[28]給袁世凱，並於2月14日得到南京臨時參議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參議院發賀電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袁）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2月18日，八旗全體上函袁世凱稱「北方人士既推（袁）公為中國華盛頓第一，南方君子復許公為世界華盛頓第二，實為中國全體人民所同欽仰之鐵證」。[32]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就職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履行約定迫使清帝退位後南京臨時政府不願交出實權，遂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h]，內閣代大總統對國會負責，使大總統成為空有其名而無實權的虛職，希圖架空袁世凱，並規定大總統到南京就職。袁在復電中稱自己「德薄能鮮，不敢承擔總統一職；如今北方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經反覆思量後，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電報公布後，各方輿論紛紛反對定都南京。孫中山隨後與臨時參議院討論投票決定定都地點，結果參議院以20票的壓倒多數反對定都南京，但孫並未放棄自己的主張，最後在黃興的威脅及吳玉章等人的疏通下，臨時參議院又重新投票，並以19票比17票的結果通過定都南京。[34]2月29日，北京兵變後，袁世凱決定在北京就職，成立北洋政府。

在1913年2月舉行的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多數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於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殺。在沒有證據前提下，孫中山指稱袁世凱授意暗殺，袁世凱在5月3日的政府公文中表示，宋案應候司法機關裁決。宋案的直接兇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無恙，剛轉進陳其美老部隊改編的軍營中，[35]還未仔細審訊，就離奇死亡。當時依靠法律解決的路徑並未走完，各界也紛紛呼籲依循法律解決。但提倡「五權憲法」的孫中山卻越過司法途徑，不顧普遍的民意和黨內反對派黃興等人循法律解決的意見，堅持訴諸武力，以造反的方式（史稱二次革命）對抗袁世凱，慘遭失敗後流亡日本。[36]對此，袁世凱於1913年7月22日發表《中央困難情形文》：
“
……經年國基甫定……乃忽有贛寧亂耗發生。……一年以來，國中待治極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眾望。……本大總統為國擇能，尤深兢業，遵據約法，必須求同意於議院，議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濟，則物色一國最高之才，使荷一國最重之任。……乃自黨見既紛，意存掣肘，提出否認，至再至三。……國家既采法治主義，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國會紛爭，議案叢脞，累日不能決一條，經月不能頒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國家作用，一旦不能滯停，政府措施，觸處動成違法。以雲責任，更安取裁？……一年以來，原有賦稅，地方節節截留，中央徵解無幾，而善後之費日增，舊債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點，倡爲無責之游談，國稅則屢徵而屢抗，外債則旋贊而旋否，借風作浪，節外生枝，以黨略為前提，置國命於孤注……

billup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被國會選為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後，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國會編制的《天壇憲法草案》脫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袁世凱10月16日在《致眾議院咨請增修約法案文》中指出臨時約法限制過苛，而臨時約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大總統有提議增修約注之權，所以爲了政務統一，要求國會擴大總統職權。但國會將大總統的提案置於勿庸討論之境地，並在此後再三拒絕聽取袁世凱的陳述。袁的意見遭國會堵塞後，他向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發出通電，公開陳述自己對憲法草案的意見，以爭取國會外乃至整個社會的支持。各省軍民長官在電復中均支持袁世凱的意見。[37]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根據警備司令官查獲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鈞與國民黨本部及國民黨籍國會議員有密電來往勾結之實，遂發布《解散國民黨通令》，並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內中指出：
“
……國民黨之所謂黨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奪權利之實。凡可以逞其野心者，雖滅國亡種，荼毒生靈，亦所不惜。其運動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嚇，或以詐取，務使同種之人，互相殘害，而自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術，或以演詞，或以報紙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單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為所賣，附和煽亂，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為，即個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國？

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取消後，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會議上，袁世凱指出內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內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後捲公款而逃，並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凱頒布了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編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可以連選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