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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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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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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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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生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號容庵，漢族，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今項城市）袁張營村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軍領袖，對近代中國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現代化以及漢族傳統文化的恢復作出過重要貢獻，是中國警政、中國司法現代化的奠基人，對中華民國的成立起到關鍵作用。曾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和中華民國大總統等職。
袁世凱出身官宦家族，於清末投身行伍，後隨軍赴朝鮮參與平定壬午軍亂，又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指揮軍隊擊潰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國組建新軍，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新政，自道員、巡撫、總督累升，至入值軍機處，甚至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是大清帝國的直接終結者，他用和平手段勸使大清皇帝遜位，臨朝稱制的隆裕太后詔授袁世凱全權組建臨時政府，中華民國因而得以真正成立，並完整繼承晚清版圖。
當選為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後，袁世凱延續自己在前朝當政時的改革思想，發展民族實體經濟，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在贛寧之亂和廿一條事件後，伴隨著政局和社會亂象，質疑共和立憲的聲音甚囂塵上。相較於落伍的君主專制及在中國踉蹌而行的共和立憲，部分列強當時施行的君主立憲被認為對擁有千年君主歷史的中國地區更為有利，袁接受推戴後，著手建立年號為洪憲的中華帝國，但在日本及反袁勢力(蔡鍔、中華革命黨、梁啟超等)的摧挫中以失敗告終。袁於1916年6月6日逝世，葬於河南安陽洹水北岸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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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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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2
袁世凱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於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袁張營（今項城市千佛閣辦事處袁張營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的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劉氏是項城縣南頓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凱自幼過繼給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復隨堂叔袁保恆至燕京念書。1876年秋，赴陳州參加鄉試不中，年底與沈丘于氏結婚。1878年袁保恆去世，返回項城，移住陳州，與當時正在陳州授館的徐世昌結交，拜為金蘭。1879年秋，再次鄉試不中，遂棄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1882年，袁世凱23歲時，藩屬國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李昰應兵變奪權；親清廷的朝鮮事大黨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前往協助。吳長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要袁世凱將李昰應拘捕，李昰應被擄後，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駐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式陸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鮮分化為新舊兩派勢力。一派是以閔妃為首的外戚集團，另一派則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進派。以金玉均激進派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指揮軍隊擊退日本軍，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11]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開始，朝鮮政府先後向日本和歐美各國派遣使節，以對國際社會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規模的獨立外交活動，引起清政府不滿。[12]
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形勢緊張，朝鮮國王向清國借兵鎮壓，李鴻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軍開赴朝鮮。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相關條款，6月7日清廷將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清廷稱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鳥圭介率軍到達朝鮮京城。獲悉清廷出兵後，起義軍6月11日與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約》，朝鮮內亂有所緩和。6月12日大鳥圭介主動與袁世凱會晤，商談共同撤兵，但日本內部對此不滿，在沒有達到全部目的前拒絕撤兵，清日雙方對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襲擊，挑起豐島海戰，進而引爆清日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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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4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場，袁世凱奉命隨軍撤退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凱負責督練新軍，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魯、蘇、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騎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軍，[14]袁世凱開始了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小站的練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為清末陸軍主力。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了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制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糧餉制度等內容的建軍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軍、淮軍的舊制。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14]袁世凱普魯士風格曲調的《大帥練兵歌》，後來逐漸演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5]小站練兵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加快了舊軍隊的淘汰速度，對中國地區軍隊的近代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戊戌變法因戊戌政變而失敗，對於1898年發生的戊戌政變，袁世凱是否向榮祿告密，存在不同說法。光緒帝重用的維新派人物寄望於袁世凱的新軍，9月18日（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訪法華寺，面勸袁世凱兵變，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頤和園，控制燕京政局。但忠於慈禧太后的榮祿曾有恩於袁世凱[c]，所以有觀點認為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回天津後將譚嗣同的想法告訴了保守派勢力榮祿（時任直隸總督），榮祿連夜趕到北京將情況告訴慈禧太后，慈禧發動政變，光緒帝遭軟禁。但這種觀點有許多破綻。
近代根據史料記載，戊戌時袁世凱傾向維新派，並未主動告密，[16]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全面掌握政權。假如袁世凱真有告密行為，那麼譚嗣同作為勸言袁世凱劫持慈禧的人，可謂罪不可赦，但上諭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16]同時，時間和技術也是問題，袁世凱9月20日（八月初五）抵達天津已是日落，趕到榮祿處已是夜間，即便告密，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榮祿根本無法在凌晨及時趕回北京。可見慈禧太后凌晨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16]再者，根據清宮檔案《知會簿》軍機大臣命令軍機章京值班情況看，袁世凱回天津之前，保守派已經採取了行動，可見政變非袁世凱回天津主動報告引起。[17]其實，1898年6月11日後，慈禧就為發動政變做準備，包括一系列孤立、監視光緒皇帝的行為[d]。[18]根據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罪責為族滅的叛國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這只是脫身之舉。[16]即便按照維新派原計劃進行，袁世凱對於戊戌維新能否成功仍有爭議，因為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七千人新軍戰力，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於北京附近的九萬人部隊。
光緒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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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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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5
1901年袁世凱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及光緒皇帝的朱批
義和團在山東的排教行為，引起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德國藉口巨野教案，武裝侵占膠澳地區後引起連鎖反應，俄、英、法等競相效尤，紛紛爭占租借地。在此期間，袁世凱先後向山東巡撫張汝梅[19]、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20]、代理營務的徐世昌[21]出謀劃策，預籌戰備。袁世凱提出的建議促使清廷認識到山東局勢的嚴重性。1899年5月1日，榮祿命令袁世凱和聶士成各率所部，開往山東境內演習。袁世凱此行的目的，公開宣布的是「藉以彈壓匪類，保護教民」[22]，實則是遏制德軍。[23]
1901年袁世凱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及光緒皇帝的朱批
義和團興起于山東後，歷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並間接或直接地支持義和團，毓賢尤為顯著，既要防止德國等列強繼續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糾紛引起教案。列強入侵清國，嚴重影響治下中國人生計，導致反抗出現，進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強宣戰，進行擴張的出師之名。對此局勢，毓賢無力駕馭，只因懼怕洋人，所以煽動民眾鬧事。[24]這引起列強對他的不滿。1899年12月5日，美國公使康格徑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撤換毓賢，以平息山東民教糾紛，美國公使稱：「假如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可把天津操練得很好的軍隊調去協助」[25]，不點名的推薦袁世凱代替毓賢。此意見亦符合慈禧太后及榮祿罷免毓賢、任命袁世凱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凱被任命為署理山東巡撫。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發，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順利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間，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興辦學校、督辦新軍、發展實業、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後來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創辦的北洋軍醫學堂成為今天中華民國最高層級的軍醫學校國防醫學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區，是中國地區率先採用西方現代都市計畫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凱以小站練兵為基礎，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六鎮，後改稱為北洋陸軍重新編制，總兵額達7萬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凱在河間府舉行河間秋操，為中國地區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現代化正式野戰演習。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矚目。
1898年政治改革因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而未能推行。幾年後，立憲聲浪風生水起，慈禧太后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而領導這次政治改革的人正是掌握北洋大權的袁世凱。經過月余準備，由袁世凱主導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爐，因對滿清親貴不利，又遭反對。慈禧又改換其他大臣繼續制定方案，最終形成對滿人官員有利的方案。[26]1907年丁未黨爭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因而袁世凱與張之洞替補調入朝廷，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但同時也讓他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凱的運作下，中國地區第一支新式警察隊伍，及中國地區歷史上最早的近代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均正式成立於天津；同時，袁又下令直隸各州試驗地方選舉、地方自治和司法獨立。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升任攝政王後，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於是解除袁的職務，知道形勢不利，袁決定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在此期間，袁韜光養晦，隱居時仍關心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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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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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6
袁世凱軍裝照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軍陸軍第八鎮兵變，引爆武昌起義，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後相繼有多個省宣布獨立，支持反清；為取得交戰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勢力[e]均主張組建中央臨時政府。清國知道清國國內，僅有北洋軍可以抵抗叛軍，於是命陸軍大臣廕昌率軍南下鎮壓起義，但廕昌無力駕馭北洋軍。奕劻及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勢嚴重，一致主張起用袁世凱，英美等國公使也建議起用袁世凱，載灃見內外一致認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於10月14日任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派其南下壓制起義，袁世凱一面奏請清政府停止進攻，一面表達善意，讓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議和。[27]革命黨人、相繼獨立的各省、海外華僑則都希望袁世凱贊助共和，他們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對付清廷，有的發出推舉其擔任籌備中的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的邀請。[28]如10月27日，黎元洪勸袁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11月2日，倫敦和芝加哥華僑電報，稱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11月9日，革命黨人黃興以南方民軍司令名義親自致電袁世凱，將袁世凱與拿破崙和華盛頓做類比，表示若袁能直搗黃龍，南北各省都會聽命於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凱表示，只要袁「能來歸」，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就非袁莫屬。[28]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張紹曾等將領聯名向清廷施壓，請求朝廷儘快立憲，以政治變革回應南方獨立各省立憲派的訴求，史稱灤州兵諫。兵諫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國事犯（即政治犯），解除黨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滿人皇族內閣，11月3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資政院於11月8日推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從南方抵京組建組閣，11月16日以漢族人為主的袁世凱內閣名單公布[f]。11月26日，北洋軍一舉攻克漢陽，這樣既能給清政府內部主戰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談判。同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意調停戰事，願意促成袁世凱內閣與黎元洪停戰議和。在起義軍節節失利的情況下，黎元洪通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與袁世凱聯絡，有意停戰，並於11月30日達成停戰協議。[27]12月2日，《時報》發表袁世凱的政見，他呼籲各方以大局為重，滿漢兩族冰釋前嫌，主張清廷君主立憲，以避免國家分裂，他會與進步黨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憲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處置妥當。他說：
“
……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一種主民主共和，一種主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國情形紛擾，不過起於一二黨魁之議論，外人有不能知其詳者。故欲設立堅固政府，必當詢問其意見於多數國民，不當取決於少數。上所陳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見，學界、軍界、紳界、商界各發議論，若任其處處各為一小團體，則意見不能融洽，或且發生瓜分之禍矣。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行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余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若何地步，與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蓋余之作為，蓋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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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7
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
在南方獨立各省為組建中央臨時政府召開的聯合會中，1911年12月2日《漢口會議》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12月4日的《上海會議》根據《漢口會議》的精神，決定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以虛位待袁，同時決定大總統職權暫由大元帥行使，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對。《南京會議》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讓黃興代職。[28]而黃興力辭不就，組建中央臨時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凱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體、清皇室善後、大總統的確立等問題展開討論，南北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相關議題，根據當時的形勢，袁世凱無疑將當選民國首任總統。這樣的結果是同盟會不願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並選出孫中山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12月31出版的《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參加這次選舉的代表屬非法代表。[30]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解釋原因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27]
1912年1月11日，北洋軍全體將領通電清政府，稱軍情緊急，請求王公大臣捐獻私財，毀家紓難，共濟時艱。這其實是袁世凱壓制清室主戰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凱指使奕匡在宮廷會議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國政府優待清室條例。1月16日袁世凱親自上奏隆裕太后，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號，享受歲費。在當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凱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世凱後來稱病休息，但繼續讓他的親信代他逼宮。[31]1月18日，孫中山以提出《五條要約》[g]的方式向袁世凱攤牌，企圖做實南京臨時政府。[27]經過反覆修改又於1月22日以公諸報端的方式將幕後談判全部曝光，勢同最後通牒，這不但令袁世凱極其尷尬和不滿，也讓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盡失顏面。[27]袁世凱以孫中山提出的條件與南北雙方協商的內容不一致為由拒絕接受，袁世凱認為，如果清帝退位後各國不能及時承認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又不能統一中國，中國便成無政府狀態，這樣就無法維持秩序，對付外人。如果孫中山一定堅持己見，他不得不作廢先前談妥之事。期間，孫中山還以出讓中國利益的方式企圖向日本借款，以籌備與袁決戰，但未能如願。[27]袁為少生枝節，屢屢向孫妥協，同意同盟會多人進入總長之列，同盟會最終如願以償。[27]最終在袁世凱親信的繼續逼宮下，隆裕太后於2月12日頒降懿旨，接受優待條件，幼帝溥儀退位，清朝把政權交給袁世凱，讓他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清朝統治宣告終止。她在《宣統帝退位詔書》中說：
“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將領，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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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8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就職臨時大總統
在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凱通電共和，根據南方獨立各省及部分革命黨人自始至終的意願，孫中山提出辭職咨文，準備將總統一職還位[28]給袁世凱，並於2月14日得到南京臨時參議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參議院發賀電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袁）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2月18日，八旗全體上函袁世凱稱「北方人士既推（袁）公為中國華盛頓第一，南方君子復許公為世界華盛頓第二，實為中國全體人民所同欽仰之鐵證」。[32]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就職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履行約定迫使清帝退位後南京臨時政府不願交出實權，遂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h]，內閣代大總統對國會負責，使大總統成為空有其名而無實權的虛職，希圖架空袁世凱，並規定大總統到南京就職。袁在復電中稱自己「德薄能鮮，不敢承擔總統一職；如今北方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經反覆思量後，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電報公布後，各方輿論紛紛反對定都南京。孫中山隨後與臨時參議院討論投票決定定都地點，結果參議院以20票的壓倒多數反對定都南京，但孫並未放棄自己的主張，最後在黃興的威脅及吳玉章等人的疏通下，臨時參議院又重新投票，並以19票比17票的結果通過定都南京。[34]2月29日，北京兵變後，袁世凱決定在北京就職，成立北洋政府。
在1913年2月舉行的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多數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於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殺。在沒有證據前提下，孫中山指稱袁世凱授意暗殺，袁世凱在5月3日的政府公文中表示，宋案應候司法機關裁決。宋案的直接兇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無恙，剛轉進陳其美老部隊改編的軍營中，[35]還未仔細審訊，就離奇死亡。當時依靠法律解決的路徑並未走完，各界也紛紛呼籲依循法律解決。但提倡「五權憲法」的孫中山卻越過司法途徑，不顧普遍的民意和黨內反對派黃興等人循法律解決的意見，堅持訴諸武力，以造反的方式（史稱二次革命）對抗袁世凱，慘遭失敗後流亡日本。[36]對此，袁世凱於1913年7月22日發表《中央困難情形文》：
“
……經年國基甫定……乃忽有贛寧亂耗發生。……一年以來，國中待治極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眾望。……本大總統為國擇能，尤深兢業，遵據約法，必須求同意於議院，議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濟，則物色一國最高之才，使荷一國最重之任。……乃自黨見既紛，意存掣肘，提出否認，至再至三。……國家既采法治主義，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國會紛爭，議案叢脞，累日不能決一條，經月不能頒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國家作用，一旦不能滯停，政府措施，觸處動成違法。以雲責任，更安取裁？……一年以來，原有賦稅，地方節節截留，中央徵解無幾，而善後之費日增，舊債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點，倡爲無責之游談，國稅則屢徵而屢抗，外債則旋贊而旋否，借風作浪，節外生枝，以黨略為前提，置國命於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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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9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被國會選為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後，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國會編制的《天壇憲法草案》脫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袁世凱10月16日在《致眾議院咨請增修約法案文》中指出臨時約法限制過苛，而臨時約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大總統有提議增修約注之權，所以爲了政務統一，要求國會擴大總統職權。但國會將大總統的提案置於勿庸討論之境地，並在此後再三拒絕聽取袁世凱的陳述。袁的意見遭國會堵塞後，他向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發出通電，公開陳述自己對憲法草案的意見，以爭取國會外乃至整個社會的支持。各省軍民長官在電復中均支持袁世凱的意見。[37]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根據警備司令官查獲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鈞與國民黨本部及國民黨籍國會議員有密電來往勾結之實，遂發布《解散國民黨通令》，並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內中指出：
“
……國民黨之所謂黨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奪權利之實。凡可以逞其野心者，雖滅國亡種，荼毒生靈，亦所不惜。其運動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嚇，或以詐取，務使同種之人，互相殘害，而自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術，或以演詞，或以報紙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單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為所賣，附和煽亂，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為，即個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國？
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取消後，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會議上，袁世凱指出內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內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後捲公款而逃，並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凱頒布了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編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可以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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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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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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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條約
《中日民四條約》文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世凱政府要求德國把侵占的山東半島權益交還中國，遭拒。當時美國注意力已轉移至歐洲，而英國則希望日本能成為在其遠東的盟友，日本於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領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膠州灣和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世凱政府分別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兩次要求日本政府從中國撤軍。
民國初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主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為從日本獲取資金，打算與日本軍部關係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簽訂近乎出賣中國主權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合同》。[39]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際，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五號共計二十一個條款（簡稱《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條款就是以孫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讓中國主權的條款為底本，如有關漢冶萍公司的條款[39]及孫中山與森恪之間達成的以租借滿洲給日本為條件的秘密借款案。[40][41]日本還逼迫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於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經過
《中日民四條約》文本
從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歷時105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方談判20多次。在談判中中國代表對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凱政府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並向社會各界透漏日本之無理要求，以期國際社會干涉此案，並喚起國內輿論討伐日本，國內民眾反對《二十一條》的呼聲日漸高漲，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後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讓步。5月1日中國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堅持自己的立場，於是日本政府刪除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要求。[42]5月6日，袁世凱在《大總統袁世凱致各省電》中稱：
“
……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可讓與或租於他國、聘用日本顧問、中日合辦警察、軍械等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在我國不宜因此決裂，蹂躪全局。但應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
”
日本政府終於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後通牒，[43]限5月9日下午6點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42]此時的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袁世凱認為日本已收回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各條款，其他條款已非亡國條件，為避免開戰，所以接受日本條件。他說：
“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43]
”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凱政府5月9日在回應了日方的最後通牒後將當日定為中國國恥日，史稱五九國恥。此後，雙方分別準備簽約事宜，在條約文字內容上仍有不少折衝，最後於5月25日在北京簽署《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j]，總稱《中日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原案比較，中國損失相較於原案已儘可能減小到最低程度。[45]近年來一些新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袁世凱政府還有另一重壓力，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
“
……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係，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46]
”
日置益的話讓袁世凱倍感壓力，袁世凱政府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現存一份孫中山與日本簽訂的《中日盟約》[k][48]。孫中山甚至承諾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擁有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49]日本以《二十一條》逼迫袁世凱，袁世凱政府與日本周旋、拚命外交之時，流亡海外的黃興等人都顧全大局，力主暫停反袁活動，一致對外。孫中山卻秘密與日本人暗中聯繫，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條》更為苛刻之條款，以換取日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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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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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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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憲背景
1915年夏，北京政局動盪不定，共和政體以來亂象不斷，《二十一條》剛交涉結束，「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之言論不斷在社會上傳播。8月3日，由通曉中國事務的前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為袁安排憲法顧問弗蘭克·詹森·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稱：「......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52]。從世界形勢看，當時採用君主立憲政體的強國亦不在少數
。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l]之稱的楊度和孫毓筠等人成立籌安會，發文支持施行君憲。楊度認為，國家須一元領導才能安定，在安定環境中才能立憲，並逐漸富強。他指出，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救中國，其一：中國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難以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其二，共和國選舉總統時易動亂。[53]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團進京商討國體事宜，除少數表示擁護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須改變國體。[52]8月25日，蔡鍔等北洋軍人請願帝制。袁克定亦偽造《順天時報》[m]，營造日本支持袁稱帝的氛圍。[50]
9月1日，參政院開幕，請願團紛紛向參政院請願施行君憲制。蔡鍔、沈雲沛、周家彥等人也在同日請願改變國體。袁世凱在9月6日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梁士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呈上二次請願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票決國體。[52]10月6日，參議院收到建議改國體為君憲制的各省代表請願書83件。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計1993人於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問題投票，結果全票通過君憲制。[52]當日，各省代表請袁接受推戴書，袁以「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為由婉拒。當晚，孫毓筠等人又以參政院總代表的名義呈遞二次推戴書，稱：
“
……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就職儀文之一。當日之誓詞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而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力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為，固於皇帝渺不相涉者也。[55]
”
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56]:1416當日早上，袁世凱申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於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文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子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55]，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後，擬定《新皇室規範》：
中華帝國國旗
“
……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幷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制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57]
”
此後，中華帝國進入籌備階段[58]:7，欲改年號為洪憲，意為洪揚憲法，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然而蔡鍔、唐繼堯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聯名通電全國，宣布雲南獨立，舉行護國運動，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得知消息後，於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鍔等人職務，稱蔡鍔討論國體問題時，曾聯合北京的高級軍官首先署名主張君主立憲，後請假出國就醫，怎會秘密回到雲南，袁世凱不相信蔡鍔欺騙自己，但無論宣布雲南獨立的通電是否受人脅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繼堯、何可澄都應承擔地方之責，蔡鍔行跡詭秘，不知遠嫌，所以將他們三人免職，聽候查辦。[59]原令如下：
“
……蔡鍔等討論國體發生之時，曾糾合在京高級軍官，首先署名，主張君主立憲，嗣經請假出洋就醫，何以潛赴雲南，譸張為幻，反覆之尤，當不至此。但唐繼堯、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責，無論此項通電，是否受人脅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屬不能始終維持，咎有應得……蔡鍔行跡詭秘，不知遠嫌，應著褫職奪官，並奪去勛位勳章，由該省地方官勒令來京，一併聽候查辦。
中華帝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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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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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31
標題:
中華帝國結束
1916年袁世凱葬禮
蔡鍔當初多次勸進袁世凱君主立憲制，後來卻又起兵討袁，袁世凱才明白自己被蔡鍔欺騙了。[59]1915年12月雲南起義爆發後，袁世凱組織北洋軍征伐滇軍，互有勝負。與此同時，中華革命黨和日本帝國也趁機活動，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開始密切關注中國動向，袁世凱政權並不符合日本在華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後以各種手段支持反袁勢力。[n][9]雖然部分官員及參政院奏請袁世凱早日登基，[o]但隨著戰勢的加劇，人心不穩，黔、蜀、粵等省相繼宣布獨立，馮國璋於1916年3月18日聯合5名將軍[p]發密電致各省將軍，就迅速取消帝制、懲辦禍首、停戰議和等徵求各省將軍同意。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憲國體，退回各省區推戴書，所有籌備事宜停止，中華帝國隨之流產，張一麟憶述當時情形：
“
……那天，項城把我叫去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並將擁戴書焚毀。我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袁還曾說：『吾今日始知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慾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
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袁世凱臨終遺言
袁世凱在《撤銷帝制令》中申明，民國建立以來變故紛乘，憂國人士多主張恢復帝制以結束爭端。1913年後，主張帝制的聲音不絕於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勢有變[q]，多數人都說若不施行君主立憲制，就不能救亡圖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後的內戰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後爭權奪利的鬥爭，越南、緬甸一定會步其後塵。帝制論者言之有理，各界紛陳來電呼籲帝制。而自己一再聲明有維護國體之責，但主張帝制者依然堅持，所以他決定由國會解散國體，大家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他說，數千年來帝王子孫之禍不斷，而主張帝制者本意是鞏固國基，然愛國誤入歧途足以害國。反帝制者也發表了政見，但不能矯枉過正，危機國家。他望各方摒棄異見、同心協力，神州華裔不應同室操戈。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己，不怪罪他人。[62]
直至袁世凱對內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號洪憲僅在內部流傳，對外仍稱民國，[60]故袁世凱仍是民國大總統，取消帝制後滇軍仍堅持要袁下台。革命黨人繼續動亂。5月4日，梁啓超電勸段祺瑞出以果斷，勸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凱通電陳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後。馮國璋聯絡各省於5月17日組織召開《南京會議》，因各省區將軍代表謀略不一，會議無果而終。[60]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體即出現病狀，報載袁病失音，疑係中毒[60]。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現疼痛症狀，飲食銳減，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顏色憔悴。6月3日病篤，飲食即吐，小便癃閉。6月5日中午袁猝暈，6月6日上午10時15分袁逝世。[60]袁謝世之日，他的書案上有他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11]儘管他在遺囑中說「余之死骸勿付國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繼任者黎元洪則以「民國肇建，......（袁世凱）奠定大局，苦心擘畫，昕夕勤勞，天不假年......所有喪葬典禮......務極優隆，用符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命國務院為袁世凱舉辦一場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舊典章於一舉的國葬。令各官署、軍營、軍艦、海關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殯日全國下半旗一日，鳴炮108響，京師學校當日停課。[10]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終選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撥款50餘萬銀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萬餘銀元建成，[10]陵墓被稱為「袁林」，佔地近130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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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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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32
袁世凱北洋政府時期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十二章國徽
滿清入主中原後，中華傳統的禮儀風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64]漢族出身的袁世凱在恢復中華傳統文化上不遺餘力，逼滿清宣統帝退位之後，1912年9月20日，袁世凱頒布《尊崇倫常文》，提倡國民尊崇倫常，他在《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中說：
“
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紀。政體雖更，民彝無改，......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65]
”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頒布《尊崇孔聖文》，並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里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頒布《暫行祭祀冠服制》，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為主體，結合「周制」概念擬訂的祭祀冠服條例，恢復漢服式祭服，並於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壇舉辦具有漢人政權特色的祭天典禮。1914年9月25日，袁世凱又頒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須在孔子誕辰之日舉行祭孔活動，並於28日舉行中華民國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動，又令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1914年11月3日，袁世凱在《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稱「忠孝節義」為國粹，指責亂黨破壞中國社會秩序：
“
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求如前史所載忠孝節義諸大端，几几乎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個國家不必愁貧，不必憂弱，惟獨國民道德若喪亡，則乃必魚爛土崩而不可救。[66]
”
另外，華人四大節日與春節的設立也與袁世凱有關，春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有關史料記載，中國春節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現行的春節歷史卻很短，1913年，袁世凱批准以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並同意春節例行放假，從1914年開始實行並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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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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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33
新軍操練場景
1903年起，袁世凱開始著手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工作，在中國軍制改革、軍事教育、建軍治軍、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嘗試。在華北組建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僱傭德軍教官，創辦警、步、馬、砲、工、輜等兵科，設立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培養大批軍事人才，先後有5人當上中華民國總統或總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創立是中國警察制度近代化的開始。[68]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的甲申政變中，在無法得到國內指示的危機時刻，當機立斷，率軍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69]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在山東的袁世凱與兩廣的李鴻章、湖廣的張之洞，兩江的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70]
經濟方面
工業方面，他積極發展實業經濟，1905年，他出面籌錢，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自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多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麵粉廠、火柴廠、捲菸廠、造紙廠以及採煤、冶煉企業，得到長足發展。袁世凱在遭譴歸隱之後還說出「官可不做，實業不可不辦」的話。袁世凱當政時期，頒布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扶持弱勢的民族工商業，提倡國貨，增加進口稅並減少出口稅，加強國貨競爭力，擴大國貨銷售市場。[71]
農業方面，袁世凱在興辦農業教育、創設農業基金和推廣農業新技術方面做出嘗試。[72]
財政金融方面，袁世凱籌公債、整頓稅收、開辦銀行、疏通金融、改革幣制，這些舉措不僅緩解了當時的財政危機也促進了中國近代財政金融的現代化。
在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袁世凱主動對外開放，開通商埠，這在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袁世凱主張引進外資和僑資，前後素志不移，這在蘇杭甬鐵路、文辭協議、中美輪船公司等問題上即有體現。經過袁世凱的治理，中央財政也有很大改觀，從民國初年的借債度日到每年庫存可余兩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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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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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34
1903年，袁世凱(中)視察京師大學堂譯學館，與該館監督和學官大臣合影
袁世凱興學重教，主張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積極倡導學子留洋。在他的努力和堅持下，中國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75]，在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袁世凱寧可壓縮軍隊，也要推廣全部免費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級小學。[50]他反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50]袁世凱曾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同時調蓬萊知縣李於鍇進行籌備，《折稿》獲光緒皇帝批准，山東大學的前身山東大學堂正式成立，為山東高等教育寫下濃重一筆。[76]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頒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規，創建學校司、提學使司、勸學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機構，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另外，他多方籌措經費，培養師資，編輯新教材，創建新式小學、中學、大學和各種軍事學堂、實業學堂等新教育設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體系，從而使河北教育擺脫了舊教育的羈絆，步入近代化的發展軌道
袁世凱在政治層面的成果體現在清末政體、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維護領土完整等方面。袁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起了積極的作用，袁世凱在晚清時期高舉「立憲」大旗，幾乎是孤軍奮戰請求立憲，對晚清憲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宮下，滿清皇帝退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得以成立。[5]袁世凱作為編纂官制大臣，直接參與官制改革的討論與決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舉足輕重，[78]他對文官的等級、任用、考試、懲戒、保障、甄別、恤金、待遇均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並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79]在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68]袁世凱還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試行普選制開全國先河，其成效影響深遠，直隸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為當時的模範省。全國各地借鑑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經驗，地方自治之花遍地開放
禁毒禁賭也是袁世凱的一貫主張。清末的煙館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風氣敗壞，直隸總督袁世凱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預籌革除鴉片折》中表示：「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源」，[81]袁世凱所領導的直隸省設立了200餘個戒菸分所，先後剷除煙館800多個，查獲秘密販煙案1300起，在禁止種植罌粟方面，他多次頒布曉諭，倘有偷種之戶，立將煙苗划去，地畝充公。[82]當選民國總統後，袁世凱更是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植者若不將煙田改種他物則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期間頒布的《禁菸令》至少有七次之多[r]。在禁賭方面，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制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83]直隸總督時期，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任職民國總統後，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1912年6月頒發的《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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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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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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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袁世凱與母親的合影
周妃（左）、閔氏（中）、翠媛（右）
袁世凱與兒女合影
袁世凱一妻九妾，有十七個兒子、十五個女兒、二十八個孫子、三十一個孫女，兒孫總和達九十一人。
妻 于氏（河南沈丘縣財主于鰲之女）
第一子 克定，娶吳大澂之女吳本嫻為妻。
第一妾 沈氏（蘇州人，未生育子女）
第二妾 李氏（朝鮮人，第三妾金氏兩個陪嫁姑娘之一）
第一女 伯禎，嫁張人駿子張允亮。
第五子 克權，娶端方女兒為妻。
第七子 克齊，娶孫寶琦女兒為妻。
第十子 克堅，娶陸建章的女兒為妻。
第十二子 克度，娶富商羅雲章的女兒為妻
第六女 籙禎，嫁孫寶琦兒子。
第三妾 金氏（朝鮮王族夫人之表姊妹，兩班出身）
第二子 克文，娶劉梅真為妻。
第三子 克良，娶張百熙的女兒為妻。
第三女 叔禎，又名袁靜雪，嫁楊士驄(楊士琦弟）之子楊毓珣。
第八女 環禎（早亡），
第十女 思禎，嫁鄒文凱（北京憲兵司令）
第四妾 閔氏（又作吳氏，朝鮮人，第三妾金氏兩個陪嫁姑娘之一）
第四子 克端，娶天津鹽商何仲璟之女何慎基為妻。
第二女 仲禎，嫁薛福成的孫子薛觀瀾。
第四女 次禎（早亡）
第七女 復禎，嫁蔭昌子蔭鐵閣。
第五妾 楊氏（天津楊柳青人，小戶人家，精明能幹）
第六子 克桓，娶陳啟泰之女陳征為妻。
第八子 克軫，娶周馥之女周瑞珠為妻。
第九子 克玖，娶黎元洪次女黎紹芳為妻。
第十一子 克安，娶天津鹽商李士銘的女兒李寶慧為妻。
第五女 季禎，嫁陸寶忠之子。
第十五女 玲禎（早亡）
第六妾 葉蓁（南京人）
第十四子 克捷，娶北京女招待王氏為妻。
第十七子 克友，娶京劇演員於雲鵬的女兒為妻。
第九女 福禎
第十一女 奇禎
第十二女 瑞禎
第七妾 張氏（河南人，未生育子女）
第八妾 郭寶仙（蘇州人）
第十三子 克相，娶那桐的孫女張壽芳為妻，後又娶陳炳焜女兒陳思行為妻。
第十五子 克和，娶鹽商張調宸之女為妻。
第十四女 怙禎，嫁曹錕的長子曹士岳。
第九妾 劉氏（第五妾楊氏一個丫頭）
第十六子 克藩，早亡。
第十三女 儀禎，在季禎死後，續嫁陸寶忠之子
作者:
yoo
時間:
2016-2-17 16:55
又學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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