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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是晚清時對湖南地方軍隊的稱呼，或稱湘勇。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後，清朝正規軍無法抵禦，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裝，湘軍就是在這時發展起來的。除了鎮壓太平天國時期的曾國藩創建的湘軍，還包括該部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軍隊。直到何鍵下臺，蔣介石才把湘軍改造為半中央軍。到1949年，半中央化的湘軍全部被解放軍消滅，湘軍的歷史至此終結。

創建背景
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進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綠營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飭令各省舉辦團練，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喪回湖南湘鄉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督辦湖南團練。後來，曾國藩認為團練不足恃，決定組建一種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也稱“湘勇”）。
湘軍大體上仿照明朝戚繼光的營制，以營為基本單位，直接受“大帥”統轄（後增設統領，各統率若干營）。每營編營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長夫一百八十人，合計每營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設八隊，火器隊與刀矛隊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槍、鳥槍。全營有劈山炮隊二，直隸于營官。湘軍水師籌組的時間略晚於陸師。水師每營編快蟹船一、長龍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隻，員額為四百四十七人（1856年後，改制如下：裁快蟹船，長龍船減為八艘，舢板船增為二十二艘，全營共有船三十艘（每船炮位如舊），員額增至五百三十二人）。每只長龍船安炮七門，舢板船安炮四門，均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還配有火槍、刀矛，以備近戰。此外，湘軍還設有營務處和糧台，分別管理全軍的軍務與後勤。
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者，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軍，形成了書生加山農獨特的體制，成為清政府與太平天國起義軍作戰的主要軍事力量。滿清政府雖然對地方漢族武裝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於湘軍。曾國藩同時又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湘軍不但消滅了太平天國，還參與了清廷與各地其他起義軍的作戰，挽救了清王朝，而且使兵權落入漢族，改變了當時清朝的政治格局。

軍隊組建
湘軍士兵成分
湘軍將領主要是湘鄉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曾國藩與一些重要將領既是同鄉，又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係。湘軍的士兵由營官自招，並只服從營官，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紀律而不在技術性的訓練。他為湘軍寫的軍歌唱道：“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軍禮，以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與同鄉共裡的鄉土觀念維繫官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力地維護封建統治的軍隊。[3]  
湘軍編制裝備
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其營制主要採用明代著名軍事家戚繼光《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中的”束伍”成法。陸軍每營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四員在外），十人為隊，隊有什長；八隊為哨，哨有哨長，統以哨官；四哨為營，轄以營官；余為親兵，直轄于營官。各隊以抬槍、刀矛、小槍等長短兵器配合作戰。水師每營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三十員在外），有長龍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隻，各十四人。每船為一哨，設哨官；哨官之上，轄以營官。船隻各有火炮，但仍配小槍刀矛，以備近戰。湘軍營以上設統領，統領轄數營至數十營不等。其後又在統領下增設分統，以便於指揮。在武器裝備上，湘軍不僅向外國採購洋槍洋炮，還自設船廠，仿造新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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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在與晚清的各地農民起義軍作戰中迅速成長，使晚清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局面。“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軍事舞臺的主角。整個湘軍系統中位元至總督者15人，位至巡撫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不勝數。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投入到曾國藩麾下，還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師、科學家（如李善蘭、徐壽、容閎等）。
湘軍發展過程中的主要人物（包括由湘軍發展到淮軍的人物）
人物        相關介紹
曾國藩
湘軍統領，建立湘軍，消滅太平天國，主導洋務運動。
曾國荃
湘軍主要將領之一，曾國藩的九弟，因善於挖壕圍城有曾鐵桶之稱。
曾國葆
湘軍主要將領之一，曾家五兄弟年最幼者。
曾國華
湘軍主要將領之一。
李鴻章
晚清重臣，由曾國藩一手提拔，並創立淮軍。
江忠源
晚清湘軍初期統帥。
江忠濟
清朝將領，江忠源之弟，湘軍建立初期主要人物。
胡林翼
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重要首領。
左宗棠
晚清重臣，民族英雄，曾收復新疆。
郭嵩燾
中國近代第一位駐外使節。
楊嶽斌
晚清湘軍水師統帥，行伍出身，曾參與鎮壓新甯李沅發起義。
彭玉麟
湘軍長江水師將領。
劉長佑
湘軍主要將領之一，晚清朝廷重臣。
李續宜
清末湘軍將領，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弟，官至安徽巡撫。
李續賓
湘軍主要將領，驍勇善戰，精通騎射。
劉蓉
桐城派古文家。
劉坤一
湘軍宿將，1855年參加湘軍楚勇與太平軍作戰。
程學啟
本為太平軍將領，1861年投降湘軍，1861年底編入淮軍。
丁汝昌
本為太平軍將領，1861年底編入淮軍，曾指揮黃海海戰。
蔣益灃
湘軍主要將領，羅澤南的門生。
劉檡昭        湘軍主要將領。
劉錦棠
投入叔父所在的湘軍，獲得了“法福靈阿巴圖魯” 的稱號。
羅澤南
湘軍創始人之一，理學家。
王錱
湘軍主要將領之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孫開華
湘軍主要將領之一，曾在臺灣抗擊法國侵略者。
塔齊布
清朝湘軍將領之一，滿洲鑲黃旗人。
除了曾國藩外，還有曾國荃，左宗棠、李續賓、羅澤南、彭玉麟、郭嵩燾、李鴻章、劉坤一等等人物，成為晚清歷史顯赫的一頁。後來的洋務運動也主要由湘軍人物一手發起。
左宗棠因為收復新疆的壯舉，更是被譽為民族英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彭玉麟被史學界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亦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李鴻章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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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建立湘軍的時候，正是滿清國運危機存亡的時刻，也是中華民族遭遇大變亂、大災難的時刻。曾國藩雖然是一介書生，但憑著一腔愛國之情，他在戰爭中自學成材，儘管他對建立軍隊，行軍打仗毫無經驗可談，可是他以史為鑒、以戰爭為師，從多次失敗中不斷探索，逐漸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軍之策、戰陣之法，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建軍標準是：“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
太平天國興起時的中國，正處在剛剛與西方列強“接觸”的時期，許多西方的武器已經開始流入中國，中國的戰爭處於冷兵器與火器並用的階段。由於清制軍隊的廢弛，清朝必須依靠臨時招募的勇營來抵禦外辱和清剿太平軍。但是勇營的臨時性質和組成（從農民中臨時徵募），使得其素質和戰鬥力都是很低下的。而且兵力也遠少於太平軍（天京之役湘軍人數達到高峰也才12萬人左右，而太平軍動輒可以糾集五六十萬的兵力）。如何使這些毫無組織的農民和書生迅速的組成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與勇悍的太平軍作戰是曾公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曾公治軍、作戰的原則都是基於這種現實而發展起來的。湘軍作戰的特點與方法也是與這種顯示分不開的，總的說來有如下幾條：
湘軍明主客
曾公作戰非常講究主客之道（防禦為主、進攻為客）。他認為主強而客弱、主逸而客勞、主有利而客不利，主張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他的觀點是切合當時中國的戰爭實踐的，當時中國軍隊的火器（包括湘軍和太平軍）都是以前膛的抬槍、鳥槍和劈山炮為主。它們射程近、精度差，對無防護的目標殺傷力巨大，但是攻堅能力不足。這樣的技術條件，對防守方是比較有利的。湘軍的組成大多是憨直的農民和文弱的書生，他們沒有經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也沒有戰爭經驗。他們組成的部隊並不擅長野戰肉搏，與當時久經戰陣的太平軍是無法相比的。但是湘軍有國家支持，有國庫、地方財政和士紳財力的支持，所以裝備較好，火力較強。採用防守戰術、讓“賊來撲我”是揚長避短的好方法。
湘軍作戰，每到一地，必先深溝高壘，嚴密佈防，然後再思作戰。而且一般都堅守營盤，決少主動出擊。甚至進攻的時候也盡可能反客為主，讓對方來採取攻勢。比如進攻安慶、九江等地湘軍都採用紮營壘、掘長壕圍困的戰術。先斷絕城池與外界的交通，待其因缺糧少食戰力低下時再一舉攻克。甚至野戰時也採用這種方法，安慶戰役時，鮑超等人圍攻太平軍精銳，曾、胡等人多次叮囑他們要在太平軍營壘四周紮營，然後堅守不出，斷其糧汲之道，日久太平軍自潰。果不其然，不出十日，太平軍因為缺水而潰敗，兩萬餘悍勇的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沒。天京之役，曾國荃築壘圍困天京，李秀成率領數十萬兵力猛攻湘軍，終於轟塌一處壘牆，曾國荃命親兵排列缺口後面，輪番釋放排槍，甚至與太平軍展開激烈肉搏，在給予對方極大的殺傷之後終於擊退太平軍的進攻，此役十分慘烈，湘軍自身損失也很慘重，為湘軍戰史上少有的惡仗（關於此戰，《湘軍記》裡描寫的非常出色，可惜手中無書，無法摘錄）。李秀成反復進攻達四十餘天，始終無法突破湘軍的防守，付出巨大代價之後不得不後撤。天京最後在長期圍困之後被光復，太平天國從此覆滅。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防守反擊”的戰術竟然是太平軍最先採用的。在天平天國初期就喜歡憑壘據守，使塞尚阿等清軍將領吃盡了苦頭，後來的“狗逆”（陳玉成）也最擅長“反客為主”，以至曾胡等人多次叮囑屬下與之作戰時要防止墮入起圈套。但是太平軍卻不能總結他們的經驗，使之規範化、制度化、理論化；而這個工作確是曾公來完成的，並且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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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的“防守反擊”的戰術決定了他們對紮營特別重視，有著詳細而嚴謹的規定。湘軍每到一地，哪怕只宿一夜，必然深溝高壘，嚴密佈防，營壘未成不得休息、吃飯。要起一丈高、半丈寬的牆子，上有女牆供放槍的士兵掩蔽，牆外密植鹿砦防止攀爬，鹿砦外面再掘深壕，可以說是相當嚴密的配系。
湘軍每次行軍，必以精銳為前衛、後衛，中間是長夫、輜重。並且派遣斥候巡查四周，避免中伏。加上早上要花兩個小時拔營，天黑前要花兩小時以上的時間紮營，所以一天之中最多只能行軍六個來小時，而且各營要互相支援，不得冒進，一日行程也就三十餘裡。機動性是非常差的，但是決少中伏或被偷襲。看看《孫子兵法》中“行道百里蹶上將”那段，對徒步行軍來說三十裡是正常的行程。不過後來湘軍控制長江以後經常採用舟船機動，改善了一下機動性。
太平軍北伐援軍的覆滅和幼天王被擒都是因為行軍中只宿一夜而沒有佈防，被清軍偷襲所致。可見湘軍行軍之法雖慢，但是卻是極為牢靠安全的。
湘軍看地形
因為要時常採取守勢，佔據有利地形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曾公非常反對在地圖上紙上談兵，他主張要實地考察地形，選擇有利地勢來作戰。湘軍紮營，一定要選擇靠近水源的地方，以免被斷絕汲道。在這個條件下如果能夠有高陽之處更好，切忌紮營於低窪潮濕的地方。
曾公還主張看地形時不要帶太多人馬，人多目標大，倘若太平軍見到發兵來攻，戰則容易折大將，走則要墮士氣。所以帶三五隨從，輕裝簡行即可。湘軍這種重視實際的作風比起當時其他清軍要高明很多。
湘軍制江權
在南中國水網密佈的地區作戰，水師是極為重要的，曾公創立湘軍之始就極重視水軍，特意從廣東水師請來將佐教習水軍，製造樓船。結果太平軍用小船圍攻湘軍水師大船，湘軍大敗，曾公也差點投水殉國。當時太平軍困湘軍水師于江西，曾公新敗，又客居他省（江西士紳、官吏當時並不歡迎湘軍），可以說內外交困。但是太平軍沒有想到曾公後來會成為如此可怕的對手，而沒有乘勝追擊，給了他喘息的機會。從此曾公改革水軍，學習太平軍戰法，不用大船，改用長龍、舢板。並且從兩廣購買大量英國前膛炮（一次就有兩百余尊）增強水師火力。而太平軍因為內耗不斷，實力減弱，終於一敗塗地，長江天險從此為湘軍所有。
有了制江權，湘軍的戰略主動大大加強，一方面可以利用水路機動軍隊（行動更迅速、安全，士兵體力消耗少。李鴻章建立淮軍時，曾公還租用英輪來給其運輸支援兵力。），另一方面後勤給養用水路運輸也更加高效、安全（古羅馬軍團也是利用地中海的艦隊來機動和運輸補給的）。天京之役，李秀成雖然佔有兵力優勢，但是他的糧草通過陸路轉運，十分不便，時斷時續，大大削弱其部隊的戰力。最終因為糧草不濟、損失慘重而不得不退兵。湘軍雖然兵少，但是補給充足、火力兇猛、憑堅據守、以逸待勞，所以可以以少勝多。所以說湘軍之所以能夠越打越勇、越打越強，長江巡防水師的功績是不可缺少的。
綜上所述，曾公師法古人，在實踐中探索的這套戰法對當時湘軍的狀況來說是行之有效的。紮硬壘、打呆仗，湘軍戰法看似笨拙，其實是以拙勝巧的妙著。湘軍兵少，兵員素質不高，將領缺乏戰爭經驗（早期）是其弱點，但是當時清廷為外國所承認，湘軍可以從境外購買大量新式武器，火力強勁是其優勢；太平軍正好相反，其兵多、將猛（早期），但是在外交和內政上都很失敗，火器只能通過繳獲來獲得，彈藥不充足，攻堅能力差。在這種情況下，多用正、少用奇，以火力決勝，避免肉搏就是揚長避短的正確戰法。所以曾公才可以挽狂瀾於既倒，救國家於危難，終於成就不世功業。但是要指出的是，雖然湘軍新式武器裝備較多，火力較強，官兵軍餉較高，但是還是很經濟的一支軍隊，從湘軍建立到太平天國平定，湘軍一共花費軍費不過兩千多萬兩，而毫無用處的綠營一年也要耗費同樣的軍費。
曾公的戰法對後來中國軍隊有著巨大影響，後來的軍隊大多延續了這種戰法。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火器的進步，這種機動性和主動性都差的戰法就越來越不合時宜了。但是清軍沒有能夠及時跟得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到了甲午戰爭期間，清朝的練軍、淮軍和老湘軍仍然採用這種戰法，但是日寇炮火猛烈、作戰機動，清軍的土壘根本無法抵擋新式鋼青銅炮的攻擊，單一、沒有縱深的防禦又常常被迂回到其側後的日寇所突破。結果從成歡到九連城、鴨綠江，再到金州、旅順，清軍一敗再敗。固然有指揮、訓練、後勤、士氣等因素，但是戰法的落後可以說也是不可忽視的。甚至到了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仍然沒有放棄這種消極防禦的戰法，結果又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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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的煩吃的苦霸得蠻捨得死
湘軍擁有勇猛的戰鬥風格和堅強的戰鬥意志，意志和精神力量比幾件西洋火器有用的多，“吃得苦，霸得蠻，捨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其所參加的歷次戰事中展現的淋漓盡致。湘軍在平定太平天國、西北回亂以後，屢次參加了抵抗外侮的戰爭，包括左宗棠收復新疆，鎮南關、臺灣抗法，甲午牛莊血戰等。“大將籌邊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2]  
湘軍社會影響
•        對兵制的影響
湘軍的興起，使清代兵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湘軍建立前，清朝常備軍為綠營。綠營兵為土著世業，將由銓選調補，軍餉由戶部撥給，兵權握於兵部，歸於中央。湘軍既興，兵必自招，將必親選，餉由帥籌，其制正與綠營相反，故兵隨將轉，兵為將有。曾國藩對湘軍擁有極大的指揮調度權力，自成派系。當湘軍在實際上取代綠營時，將帥自招的募兵制度便代替了國家經制的世兵制度，近代北洋軍閥的起源，實始自湘軍的“兵為將有”。
•        對政局的影響
始於湘軍的“兵為將有”對晚清政局也產生重大影響。湘軍重要將領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楊載福（嶽斌）、彭玉麟、劉長佑、李續宜、曾國荃、劉蓉、劉坤一、蔣益灃、劉嶽昭、劉錦棠以及後來成為淮軍首領的李鴻章等，皆官至總督、巡撫等大員。根據清代定制，總督、巡撫委以行省大權，其下設承宣佈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一省的民政、財政和按劾、司法。但兩司聽命於六部，例可專折奏事，其事權獨立，惟部臣始有管轄的權力，督、撫對兩司只是居於監督地位。故六部可以控制督、撫，全國權力集中於中央。但清代這種格局到湘軍將帥擔任督、撫後，就發生了改變。手中有兵有將的督撫把兩司降為屬官，不聽部臣指令，朝廷也不得不予遷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撫事權過重的局面。[8]  
湘軍解體原因
1853年初正值朝廷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丁憂在籍，經郭嵩燾力勸，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軍，形成了書生加山農獨特的體制，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要軍事力量。滿清政府雖然對地方漢族武裝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於湘軍。曾國藩同時也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湘軍雖然消滅了太平天國，還參與鎮壓了各地的其他起義，挽救了清王朝，由於湘軍，淮軍以至於清王朝末期的北洋軍，私家軍隊只效忠將領而不效忠國家的氣味濃厚造成清廷重權落入漢族重臣北洋軍閥袁世凱，客觀上加快了其滅亡。湘軍在攻破南京以後，大肆焚掠、屠殺，這一點幾乎都給予極度負面的評價，更成為其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8]  
湘軍評價
對於湘軍的歷史定位，歷來有很大爭議。有人認為湘軍是幫助了滿清政府，消滅了農民起義軍，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統治。湘軍所發展的淮軍人物李鴻章作為眾多不平等條約簽訂者，更是被認為是民族罪人。洋務運動也沒有改變中國落後的現狀。湘軍亦成為開創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
肯定湘軍的人認為消滅太平天國並非過錯，太平天國自身也並非能夠改變封建社會，其宣佈的一套根本無法實行；太平天國的將領也貪圖享樂，魚肉百姓，爭奪權力，實際與滿清統治者無異。湘軍的出現也客觀上讓滿清政府的軍事和政治權力落入漢族，中央政府的權威極大地弱化，和民國初的軍閥也有淵源關係。湘軍在晚清對外戰爭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日甲午戰爭之牛莊戰役全軍殉國，中法戰爭之淡水大捷，後來左宗棠收復新疆，也是湘軍人物的一大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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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西元1870年8月21日，又到總督閱視武弁投射的日子。這天突降大雨，總督閱射只好推遲。22日，天氣轉晴，兩江總督馬新貽一大早徒步來到督署西邊的校場演武廳，親自閱射。

　　每年一度的總督閱射，是當時江寧的一大盛典，允許百姓參觀，因此馬新貽閱畢回署的箭道兩旁擠滿了圍觀的群眾。當他走到後院門外時，一人突然跪道求助，此人是馬新貽的同鄉，山東鄆城武生王咸鎮，之前馬新貽已兩次給予資助。武巡捕葉化龍將他推開，唐得金上前查問，其他人仍照直前行。走了兩三步，又有一人，一邊高呼冤枉，一邊直撲馬新貽，只見一把明亮的匕首一閃，迅速刺入馬新貽右脅肋。馬新貽啊呀一聲，撲倒在地。跟隨差弁方秉仁上前抓住那人的辮子，奪過他手中的匕首。其他差弁一擁而上，將其扭住。中軍副將喻吉三聽到呼喊，急忙趕到，喝令將兇犯捆縛。該犯既不抗拒，又不逃跑，從容就縛，口中不停地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今日拼命，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說畢仰天狂笑。家丁張榮急忙扶起馬新貽，見其面如土色，雙手緊抱胸部，右臂緊緊夾著右肋，萎縮著身子，已不能站立。差弁取下門板，將其抬進督署上房。
中軍副將喻吉三一邊命巡捕將兇犯押到督署候訊，一邊差人飛報江甯將軍魁玉和司道各員。魁玉聞訊大驚失色，飛奔督署探視。馬新貽仰臥榻上，呼吸困難，精神萎靡，生命垂危。探視傷口，匕首刺進右脅肋，深至數寸。魁玉看後，隨即走出上房，訊詰兇犯。再三訊問，案犯只供稱：系河南人，名張汶詳。訊其行刺緣由，一味閃爍，堅不吐實。魁玉氣急，喝令將兇犯帶往上元縣嚴刑訊究。
馬新貽氣息奄奄，自知命不能保，口授遺疏，令嗣子毓楨代書，請魁玉代呈朝廷。午後，馬新貽已再不能言，延至23日下午2時許，因傷勢過重，救治無效，遽爾殞命。正處英年的馬新貽一下子從顛峰跌落到地，淹沒在茫茫宦海之中，成為人生世界的匆匆過客。

　　從此，列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馬新貽遇刺案，經歷了一年多的審訊，在魁玉毫無結果的初審之後，接連動用漕連總督張之萬會同江甯將軍魁玉，刑部尚書鄭敦謹和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進行了前後兩番興師動眾的會審，可謂波詭雲譎。

　　初次會審之後，張之萬、魁玉拋出精心炮製的“審明謀殺制使匪犯，情節較重，請比照大逆向擬，並將在案人犯分別定擬罪名摺，“奏道：“兇犯張汶詳曾從發撚，複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夥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曾于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攔輿呈控，未准審理，該犯心懷忿恨。適在逃海盜龍啟衞等複指使張汶詳為同夥報仇，即為自己䙛恨，張汶詳被激允許。該犯旋至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遂本利俱虧。迫念前仇，殺機愈決。同治七、八等年，屢至杭州、江寧，欲乘機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隨從混進督署，突出行兇，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鄭、曾會審之後，也聯銜上奏：“會同複審兇犯行刺緣由，請仍照原擬罪名及案內人犯按例分別定擬。”

　　曠日持久的審訊，最終囫圇結束，這是大出意外的，是案情複雜到無人能斷麼？後來的資料證明，刺殺馬新貽的主使，最大的嫌疑竟是曾國荃！

　　怨不得滿漢大員走馬燈似的來了又去了，案子還是一團迷霧般無由判斷。只要是官場上的人，誰不知道曾氏兄弟的湘軍自攻下江甯便成了尾大不掉的勢力？曾國荃攻陷天京，縱湘軍搶掠數天。為了滅跡，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燒了幾天幾夜不息。湘軍均飽私囊，大車小輛向湖南老家運送財物，幾年中，湘軍子弟搶購土地遍及湘鄂。湘軍，儼然成了危及統治的東南一隻虎。曾國藩對湘軍的為非作歹也很清楚，他說：“餘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

　　馬新貽之死，端在同治七年慈禧曾召見他，密旨讓他調查湘軍攻陷天京後太平天國金銀財寶的去向。上任之後，又以裁抑驕兵悍將為首要任務，“長於綜覈，鎮定不擾”（《清史稿馬新貽傳》）。所謂“長於綜覈”，指的便是馬新貽四處抓捕遊蕩擄掠、為非作歹，已成黑社會勢力的湘軍。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稱的袁保慶（袁世凱嗣父）為營務處總管，抓到為害百姓、有非法行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其孫郭公鐸說：“張汶祥（汶詳）行刺有幕後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製造流言的，也是他們。”高拜右在《刺馬案與湘軍》中說：“刺馬案，終清之亡，迄莫詳其真相，實則馬之死，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參與審訊的顏士璋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隨鄭敦謹赴江寧辦案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曾國荃在幕後的精心策劃，隱約閃現。

　　無論是抓捕湘軍作奸犯科者還是追查太平軍財物去向，都逼近或指向曾國荃。馬新貽觸動了這個錢權俱握的黑社會老大，也就一步步接近了自己的死亡。潛規則恣行橫生、盤根錯節的官場，豈是一人即可撼動？馬新貽的血，也就只能白流。江河日下的清王朝，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它成為深究起來並不奇的“奇案”了。而中興名臣馬新貽之死剛過四十年，清朝便在衰朽之中轟然倒下，瞬間化作齏粉，徒留下“滿清四大奇案”，在市井百姓的茶餘飯後一次次繚繞梁間。

　　而馬新貽在浙蘇兩省的政績，頗有可稱道者：于浙江巡撫任上主持完成浙江減漕運動，核定地丁漕糧、裁革部分浮收。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撫馬新貽奏稱：“浙西三府為財賦之區，賊之蹂躪亦深，數年之間，窮鄉僻壤，搜括無遺，昔之繁盛村落，今則一片荒郊。”他首先對當年三府應徵緩徵免征錢糧進行分別請示。閏五月，他又會同左宗棠陳奏浙漕應徵分數，即按8/30的比例，將浙江各屬漕糧全部額減。共計浙省額征漕白米1147300余石，除南匠正耗133863石、白糧舂辦米13039石不減外，應減米266765石，分別按等核減。大大減輕了遭受洪楊匪亂後生計凋敝的浙江農民的負擔，穩定了社會秩序。

　　在兩江總督任上馬新貽著手整頓鹽政，確定兩淮鹽法規制；繼而積極投身河工，七年十二月奏稱江南河工情形。他奏稱，江南河務以修築運堤為最要。自淮河改由運河出海後，岸堤日形吃重，加之裁撤南河後，東西兩壩年久失修，再值夏秋之交，險工迭出。在赴任途中，自己即沿途履勘小羅堡等處，發現西堤水勢甚大，難以施工，惟有先將東堤擇要興辦，“總期於今冬明春水涸時趕先修築完竣”(卷七,《酌擬應辦事宜六款折》，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八年六月，運河東西兩堤工竣，馬新貽親往驗收，途中中暑，“咽喉腫痛，甚至飲食不進”(同治六年六月條)。八年，他又乘冬令水涸，奏明由鹽務籌捐，趕修小羅堡西堤工程。又安徽各屬堤岸被水沖決，亦與安徽官員面商籌款興修之法。九年三月，他親赴小羅堡等處河工巡視。據奏稱，他逐行上堤，“逐段錐試，尚屬飽滿”。(卷九,《會勘運河堤壩工程完竣回省片》，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經過這番努力，運河航道得到保障，兩岸深獲其利。

　　然而，馬新貽未曾料到，自己在整頓吏治和軍隊時的厲行，沒來得及展開便送了自己的命。本想打擊黑勢力，穩定秩序，反被吞噬。中興願望，就此化作遙不可及的一場大夢。不能不令人一聲浩歎。

　　當一個社會，到了黑惡勢力可以肆意操縱地方，上下其手的指揮早被金錢熏倒的官員，製造出種種奇事、險象、無頭案時，恐怕巨變就只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