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俄戰爭之後，根據《樸茨茅斯和約》，東清鐵路以長春寬城子站為界，以南的鐵路劃歸日本，改稱為南滿鐵路。從此，中國人不能過南滿鐵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車裏，給你燒死”。
（南滿鐵路舊照 資料圖）
在近代西方工業化大潮沖擊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對本國地理、資源上的自卑情緒演變成急於改變劣勢的自補自救的心理，而自補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脹，催生出自補式的內部“強軍”和外補式掠奪的瘋狂。兩種瘋狂給日本帶來的物質上的“狂喜”，誘發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極端像癌細胞一樣發生裂變，並迅速擴散到整個國家機體。國家機體的變化首先使國家機器變成了戰爭的發動機，日本的獨裁者在隆隆作響的戰爭馬達聲中，徹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權操縱下，軍人將對內恐怖擴展和放大到整個占領區域，其野蠻性暴露無遺。
日俄戰爭之後，根據《樸茨茅斯和約》，東清鐵路以長春寬城子站為界，以南的鐵路劃歸日本，改稱為南滿鐵路。從此，中國人不能過南滿鐵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車裏，給你燒死”。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辦好交涉手續，領人時，“他們已經死了”，“連個屍首都找不到啊。不但軍人，連老百姓也不能過南滿路，抓了就扔火車爐子裏給燒了”。“鐵路沿線30裏都不允許中國人接近。”南滿鐵路如同穿行在東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國”，專門吞噬中國人血汗。
“蛇形王國”再毒，總還有一個長度和寬度，中國人“不能靠近，還可以躲”，而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中規定日本人在東北有商租權、雜居權，中國政府必須聘請日本人做顧問，這比“蛇形王國”更加惡毒。“我年輕時吐血，身體不好，有病。”“我當時很悲觀吶，不但對我自己的事情悲觀，東北呀，二十一條啊。”
“二十一條”何以對張學良刺激如此之深？張作霖顧問町野武馬在《炸死張作霖前後》一文中說：“二十一條”簽訂後，日本政府“給我一個訓令：‘發生戰爭時，俘虜張錫鑒’”。張錫鑒當時是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為了在戰爭發生的第一時間內俘虜張，訓令要求：“貴官應該搬進張錫鑒家。”張問：“你是來幹什麽的？”“一交戰，我就要俘虜你。”町野在中國做了14年顧問，給張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說，張作霖身邊的人“目睹我有如張作霖之頭子”。日本顧問町野是這樣，土肥原也是這樣。一提起土肥原，張學良憤恨不已：“他這個家夥壞透了。”“我後來跟他鬧翻了，他說你沒有換我的權力。我是沒換他的權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說話的權力吧！我當著特務長官的面，告訴我的門房說，土肥原顧問什麽時候來，什麽時候我不見。”
日本顧問是日本以強淩弱的縮影，張學良通過日本顧問的所作所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強盜本質。
一個國家在別國的土地上采取恐怖襲擊的手段炸死該國最高領導級人物，這不僅僅是不聰明之舉，實在是野蠻到了極點。而張學良只說是不聰明、看事情狹窄，這恐怕是只有千年文明大國熏陶出來的人才有的超級雅量和胸懷。但這絕不是張學良的糊塗和懦弱，而是一種清醒和堅強。張學良認為日本炸死他父親，是一個走向極端的島國因無法理解一個大國國情所作出的錯誤判斷而采取的極端恐怖；是一個強盜國家依據已經過時的“行搶”經驗炮制出來的愚蠢。日本要在中國尋找傀儡，對傀儡的第一要求是唯日本是從，不從則殺。“日本那些少壯派的人感覺我父親不聽話，不給他做傀儡。”“日本人那時很糊塗，太笨，我父親那時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這個合作條件太苛刻。”日本人認為炸死了張作霖，東北就歸張學良了，張學良年輕好擺弄。“我說日本人不聰明……你把我父親炸死了，國家這樣的問題，我怎麽能跟你合作？……所以我認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狹窄。”日本以為中國還是甲午戰爭時的中國，沒有看到中國人正在覺醒。“日本完全把中國判斷錯誤了，我跟日本人說，你們完全把中國那個時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50年、100年那時候，好像嚇唬前清時那些人，中國人那時候都差不多覺醒了，我說日本對中國的形勢沒弄清楚。”
1927年4月，田中內閣成立，明確提出“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實施對中國步步緊逼政策。“那時我跟日本人說，我們情願當個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文人拿不到太大權，日本軍人實在不懂外交政治。”“那時南滿鐵路、旅大到期了，因為交還，我們事前去談一談這個事情。我當時就劃一個政策……主權是我中國的，我收回。”“結果他們一句話就把我打發了。他說，我們日本有句古話‘城是箭射來的，你要用箭射回去’，這意思就是我武力拿來的，你說那些條件都沒有用，你也要用武力拿回去。”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失去理性，國必亡。張學良既是日本失去理性的目擊者，也是受害人。因此，他在晚年，用宗教式的語言發出感嘆：“日本這個國家沒有亡啊，真是上帝的恩典！”
